进入21世纪第三个十年，世界格局深度调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交织激荡，人文社会科学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与认同危机。汉学作为世界认识中国、中国走向世界的重要桥梁，其发展状况、内在困境与未来方向，直接关系到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效度与深度，关系到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现实路径。欧洲是现代学术汉学的发源地，瑞典汉学更是欧洲汉学的重要重镇，从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至今，形成了绵延百年的深厚学术传统，在语言学、文献学、思想史、中西交流史等领域积累了丰硕成果。

　　在全球人文学科普遍收缩、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的双重时代背景下，欧洲汉学正处在历史转型的关键节点：传统汉学范式面临反思，学科边界不断调整，研究议题持续更新，人才培养模式亟待重构。在此背景下，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主任徐宝锋教授与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大学荣休教授罗多弼（Torbjorn Lodén）展开深度学术访谈。访谈围绕全球汉学人才培养、欧洲汉学机构困境、传统汉学范式反思、中西中心主义批判、海外中国形象、中瑞文化交流、全球南方中国学前景等一系列关键议题展开，系统呈现了一位资深欧洲汉学家对当代世界汉学的整体性判断与前瞻性思考，为新时代世界汉学转型、海外中国学体系建构及中外高层次学术交流提供重要学理参考。

　　话题一：新型汉学中心建构：从语言推广到学位制学术人才培养

　　现有国际中文传播机构的功能局限

　　徐宝锋：近年来，世界汉学中心在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国家推动建设具有研究功能的高端汉学中心。在利玛窦的故乡建立汉学研究平台，对于接续欧洲汉学传统、深化中西文化交流具有重要历史意义与现实价值。我们也希望未来在瑞典落地同等级、同定位的海外汉学中心。您如何看待这一方向？

　　罗多弼：我非常赞同，也高度期待。欧洲真正需要的是学术意义上的汉学中心，而不是仅停留在语言教学层面的文化机构。目前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中文推广机构，例如孔子学院，在语言教学、文化活动等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但从学术汉学的角度看，存在明显局限：第一，它以语言教学为主体，不涉及学位教育与学术研究体系；第二，它不具备学分授予、学历教育功能，难以培养专业汉学研究者；第三，其官方色彩相对突出，在部分国家容易引发舆论敏感与政治解读，不利于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学术发展。

　　真正的汉学，必须是学术的汉学、大学的汉学、学位教育的汉学。汉学不是简单的语言学习，而是一整套涉及历史、哲学、文学、思想史、社会文化的综合研究体系。因此，未来海外高端汉学中心的建设，必须回归大学体制、回归学术本位、回归学位教育。

　　以学位制为核心的汉学人才培养体系

　　徐宝锋：我们的目标也正是如此：建立能够授予学士、硕士、博士学位，拥有完整学分体系、稳定师资队伍与长期研究方向的实体化汉学中心。

　　罗多弼：这正是欧洲汉学最需要的模式。斯德哥尔摩大学汉学中心之所以能够在欧洲保持重要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可以授予博士学位。只有学位体系，才能留住最优秀的青年人才，让他们进入大学、进入研究机构，长期从事学术研究，而不是仅仅把中文当作一种语言工具。

　　未来全球汉学中心的建设，应当形成一条清晰路径：语言推广机构做普及，学位制汉学中心做研究与人才培养。两条路径并行不悖，但定位必须清晰。汉学要成为一门严肃、稳定、受人尊重的现代学科，而不是临时性、项目化、活动型的文化项目。

　　话题二：全球汉学的整体性危机：人文社科衰落与资源结构性短缺

　　汉学人才萎缩的全球化趋势

　　徐宝锋：近年来我们在与德国、法国、英国、荷兰、美国等多国汉学家交流中发现一个共同趋势：汉学人才正在明显减少。老一辈学者陆续退休，青年一代不愿意进入高校，海外留学生毕业后更倾向于选择商业、翻译、旅游等行业，导致大学汉学岗位收缩、研究方向萎缩。您如何观察瑞典及欧洲的整体状况？

　　罗多弼：这不是瑞典独有的现象，而是整个西方世界人文学科共同的危机。在瑞典，选择汉学专业、愿意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年轻人越来越少。我刚担任教授时，我们系里的博士生接近20人；现在只剩下一两人。规模萎缩非常惊人。

　　根本原因不是学生不喜欢中国，而是国家对人文学科的投入持续下降。政府和社会更重视科学、技术、工程、医学等实用学科，对人文、历史、语言、区域研究的拨款少得可怜。不仅汉学如此，日本研究、朝鲜研究、亚洲研究、古典学都在萎缩。美国的情况更严重，外语教育规模持续缩减，区域研究经费被大量削减。这是一个全球性的转向：社会越来越功利化、技术化、AI化，愿意沉下心做基础人文研究的人越来越少。

　　欧洲汉学机构的生存危机：以远东博物馆为例

　　罗多弼：欧洲汉学不仅面临人才危机，还面临机构生存危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瑞典远东博物馆。这座博物馆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建设，依靠安特生等人在中国收集的文物、文献、艺术品，形成了世界级的东亚文化收藏，是瑞典乃至北欧民众了解中国最重要的公共文化平台。但现在，它因为国家房租政策、财政拨款不足，面临被关闭的风险。

　　这是非常令人痛心的事情。在中国，绝大多数博物馆都有国家财政支持，免费向公众开放；而在瑞典，原本属于国家的建筑，却要向公共文化机构收取高额租金，最终可能导致一座具有百年历史的国际文化交流地标消失。这不仅是瑞典汉学的损失，也是世界汉学和人类文化遗产的损失。

　　危机中的学术自救

　　罗多弼：尽管大环境恶劣，欧洲仍有一批学者在坚持学术自救。我所在的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是一个从18世纪延续至今的独立学术机构，不拿国家一分钱，完全依靠社会捐赠、历史基金和私人资助运行，保持高度学术独立。

　　最近我们学院专门设立了一个五年期研究职位，资助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在瑞典获得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专门研究明清女诗人诗词。这种小而精、高度自主、长期稳定的支持，是汉学在危机中能够延续的重要方式。

　　话题三：功利主义、文化自信与文化独立的辩证反思

　　功利主义对全球人文精神的侵蚀

　　罗多弼：我想强调一个判断：功利主义不是西方的问题，是全球现代化的共同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经济高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经历过一段过度追求经济增长、相对忽视人文关怀的时期。欧洲同样如此，甚至更严重。

　　王元化先生晚年多次表达对“人文精神失落”的忧虑。以我现在的观察，今天全球人文精神的衰落，比王先生当年所担忧的更加严重。社会崇拜技术、崇拜效率、崇拜资本，对历史、思想、哲学、艺术缺乏敬畏，这是汉学、古典学、哲学等人文学科共同面临的时代困境。

　　话题四：欧洲汉学的范式转型：超越西方中心主义与封闭化

　　传统汉学的历史贡献与内在局限

　　罗多弼：谈到欧洲汉学，绕不开高本汉。他是现代汉学的奠基人之一，在语言学、音韵学、文献学上的成就，至今仍然是高峰。但从今天的视角看，以高本汉为代表的经典汉学存在两个内在局限：第一，西方中心主义视角。站在西方看中国，用西方的理论、框架、标准衡量中国，容易把中国“他者化”。第二，文化特殊论倾向。认为中国文化完全不同于西方，是一个封闭、独特、异质的文明，因此汉学必须与文学、历史、哲学等主流学科割裂，自我孤立。这两种倾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束缚了欧洲汉学。

　　汉学的未来：跨学科嵌入+中心聚合

　　徐宝锋：目前全球普遍出现一种趋势：汉学被并入亚洲研究、东方研究、区域研究，席位削减、方向模糊、话语权弱化。您认为汉学应该如何自处？

　　罗多弼：汉学既不能完全封闭，也不能彻底被吞没。我提出一个模式：“跨学科嵌入+中心聚合”。

　　第一，学科嵌入：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进入文学系；研究中国历史的，进入历史系；研究中国哲学的，进入哲学系。让汉学融入世界主流学科，使用共同的学术话语、理论和方法。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中国历史是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不能割裂。第二，中心聚合：在嵌入各学科的同时，建立一个实体化中国研究中心，把分散在各个院系的学者聚合起来，定期开展讲座、研讨、合作，保持中国研究的整体性、主体性和存在感。哈佛大学等机构已经在实践这一模式，效果非常好。这是我认为最理想、最可持续的汉学学科形态。

　　话题五：西方中心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的双重超越

　　西方中心主义并未消失，而是以新形式回潮

　　罗多弼：西方中心主义是我们这一代汉学家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反思、批判的对象。但它并没有消失，在当前国际格局下，反而以民族主义、文明优越论的方式重新回潮。

　　很多西方学者没有真正到过中国，没有长期生活体验，仅仅依靠书本、理论、媒体报道来理解中国，很容易产生先验性偏见。韦伯、赛义德等人的理论有启发意义，但用于解释中国时，常常出现根本偏差，因为他们缺乏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亲身体验。

　　罗多弼：随着中国崛起，国际学界和中国国内也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中国中心主义。强调中国知识、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优先性，把域外汉学放在次要、参考、辅助的位置。

　　我理解这种情感，也尊重中国学术主体性的重建。但从世界文明和学术发展的角度看，任何单一中心主义都是危险的。西方中心主义不对，中国中心主义同样不可取。

　　中国传统思想最宝贵的资源之一，就是“和而不同”“中庸之道”。不走向极端，不搞二元对立，尊重差异，互相学习，这才是文明互鉴的正道。

　　域外汉学的价值：外部视角的不可替代性

　　徐宝锋：国内学界有一种观点：汉学家不熟悉中国历史细节，没有通读二十四史，缺乏完整生活经验，因此存在“片面性”或“偏见”。

　　罗多弼：我完全承认，域外汉学家的文献积累、生活体验不可能和中国学者相比。谦虚，是汉学家最基本的学术伦理。

　　但这不等于外部视角没有价值。

　　恰恰因为“在外部”，才能看到内部习焉不察的问题；恰恰因为有距离，才能提供不一样的解释框架。

　　偏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傲慢”：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外人不可能懂中国”的封闭傲慢，都需要克服。

　　话题六：海外中国形象：认知滞后、媒体偏见与交流壁垒

　　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严重滞后

　　徐宝锋：我走访过50多个国家，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受是：世界对中国的认知，远远滞后于中国的发展速度。很多人对中国的印象仍然停留在非常陈旧、片面、甚至被歪曲的层面。

　　罗多弼：这是事实。西方媒体在其中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很多媒体不是在报道事实，而是在预设立场、追求流量、强化意识形态对立。香港发生火灾时，有瑞典媒体找我评论，他们不关心死伤、不关心原因，只关心所谓“政治影响”。这不是新闻，是意识形态工具。

　　瑞典社会对中国的荒诞化误解

　　罗多弼：瑞典民间现在流传很多非常可笑的说法：有人认为中国电动车里装有窃听设备，有人认为中国人到瑞典来偷技术、偷机密。但现实是，中国很多工业技术已经比瑞典更先进，根本没有必要“偷”。

　　这些恐慌，本质上是麦卡锡主义式的意识形态偏见，不是事实。

　　中瑞学术交流的现实障碍

　　罗多弼：目前中瑞之间存在一些人为障碍：个别学者被限制入境，引发学界连锁反应；一些正常的学术访问被政治化解读。这对双边关系伤害非常大。

　　修复信任其实很简单：恢复正常人员往来，让学者面对面交流、亲眼观察、亲身体验。

　　很多偏见，见了面、聊开了，自然就消失了。

　　话题七：远东博物馆、《中国思想史》与全球南方中国学

　　拯救远东博物馆：一项跨文化行动

　　罗多弼：远东博物馆是中瑞文化交流的象征。我已经和瑞典皇家学院的同事们一起，向瑞典政府、文化部写信、发文、呼吁，希望能保住这座博物馆。

　　我也非常希望，中国方面能够以学者、学术机构、文化界的名义，向瑞典方面表达关切。这不是政治介入，而是文明之间的互相珍惜。

　　《中国思想史》：欧洲汉学家的世纪工程

　　罗多弼：我用近20年时间准备撰写一部《中国思想史》。在欧洲，还没有一位汉学家完成过系统、完整、贯穿古今的中国思想史。我希望这本书尽可能客观、全面、多元，尽量减少个人立场与时代思潮带来的偏见。

　　我非常愿意与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合作，在中国完成一部分研究与写作。

　　全球南方中国学的未来

　　徐宝锋：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国家的中国学正在兴起，您如何判断其未来？

　　罗多弼：全球南方潜力巨大。它们没有欧洲那么重的古典汉学传统，更注重实用、语言、经济与现实合作。它们的中国学，会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汉学的道路。

　　重要的是，要鼓励当地学者学好汉语，扎根实地研究，减少意识形态干扰。

　　结语

　　本次访谈系统呈现了当代世界汉学面临的深层危机与转型可能：第一，汉学正处在人文精神衰落、经费收缩、人才流失、机构萎缩的整体困境中；第二，传统汉学的西方中心主义与封闭化范式必须被超越；第三，未来汉学应走“跨学科嵌入+中心聚合”的学科道路；第四，应在文化自信基础上保持文化独立，超越西方中心与中国中心二元对立；第五，海外中国形象的改善，最终依赖真实、开放、面对面的文明对话；第六，以学位教育为核心的新型汉学中心，是未来全球汉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作为欧洲资深汉学家，罗多弼院士的思考既扎根于欧洲汉学百年传统，又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与全球视野，对于新时代中国国际传播、海外汉学发展、中外文明互鉴具有重要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