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全球文明倡议，“溯文明之源、循传统之根”，增进中意两国文明的对话、理解和交流，1月18日上午，由世界汉学中心与青岛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的首场全球文明对话“中意文明对话：利玛窦与中国”成功举办。

本场对话会由利玛窦国际基金会主席、马尔凯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高达理（Dario Grandoni）与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国意大利研究会副会长、意大利CRUSCA学院院士文铮展开学术对谈，北京语言大学教授、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世界汉学中心主任、汉学与中国学学院院长徐宝锋担任学术主持人。

徐宝锋教授与高达理（Dario Grandoni）教授一同为中意文明对话中心揭牌

徐宝锋教授向高达理（Dario Grandoni）教授、文铮教授、周锦会长颁发北京语言大学世界汉学中心“中意文明交流使者”聘书。

来自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中国海洋大学、青岛大学、青岛理工大学、山东科技大学、青岛滨海学院、青岛黄海学院等高校的师生代表共同参加了对话会。本次对话会通过青岛新闻网iQingdao进行全程直播，直播在线人数超过200000人。

中意文明对话：利玛窦与中国

徐宝锋教授：在今年的两次意大利之行中，我深入思索了一个核心问题：意大利独特的风俗习惯所映射出的是怎样一种社会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孕育了何种独特的文明力量？这种力量在与中国的交流与碰撞中，又产生了怎样的反响与共鸣？我首先想到了出生在马切拉塔市的利玛窦，他的生平与贡献为我们理解意大利文明与中国文明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重要视角。

文铮教授：利玛窦是16、17世纪之交东西方文化交流领域的杰出代表，他所带来的远非单是宗教信仰，更涵盖了当时西方最前沿的自然科学知识。在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互动中，利玛窦与徐光启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和合作关系。他们共同研究、翻译并传播西方的科学著作，推动了中欧文化的深度交流与融合，为中国知识界注入了一股新的活力，激发了时人对未知世界的探索欲望。

在传教策略上，利玛窦展现出了高度的文化敏感性和适应性。他摒弃了以往野蛮或鼓励式的传教方式，深入学习中国文化，努力使传教活动与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相契合。同时，他通过撰写“回忆录”等方式，向西方世界揭示了中国的真实面貌，纠正了诸多关于中国的错误认知。例如，他明确指出契丹并非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国家，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这一观点在当时西方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撼和关注。

利玛窦对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他明确指出儒家并非宗教，而是一种文化传统，这一观点对于后世理解儒家文化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他也非常重视汉字的力量和功能，率先将汉字文化圈的概念传递给西方，揭示了汉字在远东地区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他认为科举考试是一种民主、合理且科学的选拔机制，使得底层人才能够通过正常途径获得晋升和任用。他的这一观点为西方人所倾慕，并启发了后世对中国科举制度和官员任命体系的研究。

高达理（Dario Grandoni）教授 ：年仅十几岁的利玛窦离开了马切拉塔，他的大半生岁月都在中国度过，但故乡依旧给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切拉塔教育发达，是一座学术之城，利玛窦从小就在学术浓郁、充满艺术的氛围下长大，为其成为学贯西中第一人打下了基础。利玛窦的身上蕴含了马切拉塔人所具有的善良、温和的品质，这些良好的品质为他日后所展开的一系列交流、交往活动打下了坚实基础。

我深感欣慰，能够在世界汉学中心看见众多的年轻人积极参与本次中意文明对话，再一次见证东西方文化的交汇与传承。同时，我也深切体会到世界汉学中心对于中国与意大利乃至西方之间关系的深刻洞见和高度重视。希望这不仅仅是初次探访，而是能够开启一系列深入持久的文化互访之旅。

徐宝锋教授：利玛窦在传教过程中表现出对中华文化的深刻重视，也并未在其后期的思想与互动中渲染文明之间的冲突。相反，他更加强调不同文明间共同命运的融合与交融。利玛窦以一个非常真实且客观的方式，将中华文化传递给了当时的西方世界，尤其是那些具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这种传递不仅增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了解，也为后来的文化交流奠定了基础。

关于利玛窦对于民间公益交流的示范性影响，可以认为他的跨文化交流方式、对异文化的尊重与理解，以及他在东西方之间搭建桥梁的努力，都为后世的民间交流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高达理（Dario Grandoni）先生长期推动中意两国之间的交流，对此亦有深刻的理解。

高达理（Dario Grandoni）教授：利玛窦在欧洲，特别是在意大利的教育体系中，汲取了人文主义、科学探索以及神学思考等多方面的精华，这使得他具备了深厚的学术素养和广阔的视野。这种全面的教育背景为他日后在中国与当地人进行深层次、多角度的交流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利玛窦在中国展现出了与众不同的开放心态和学习精神。他没有固守自己的文化圈层，而是以一种平等、谦逊的姿态去接触和理解中国文化。这种开放的态度，让利玛窦能够跨越文化的鸿沟，深入中国的传统和习俗之中，赢得了中国知识界和民众的广泛尊重和信任。他不仅将西方的科学知识、艺术理念带到了中国，还将中国的文化、历史和哲学引介回了意大利及整个欧洲。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意大利乃至整个欧洲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促进了中西文化的相互理解和欣赏。

徐宝锋教授：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文化撕裂的现象愈发明显，这使得东西方之间的文明对话变得尤为重要。利玛窦，作为一位具有独特身份的传教士和知识分子，他的贡献不仅仅在于宗教传播，更在于他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理解。

利玛窦撰写了“回忆录”，并通过书信形式传回欧洲，系统地向西方世界介绍了中国的真实情况，包括儒家思想、孔子教育观以及中国作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意识。这些书信不仅展现了中国的文化底蕴，也纠正了西方对中国的许多误解。在当代，这种客观、真实的介绍方式显得尤为珍贵，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不同文明间对话与交流的重要平台。

文铮教授：在深入探讨利玛窦的时代贡献时，必须将其置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这一时期的中国与西方虽未有大规模的交流，但通过精英阶层，如利玛窦与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互动，实现了文化层面的深度碰撞与理解。特别是利玛窦，他并非以高傲的传教士姿态出现，而是以一种学习者、观察者的虚心心态来接触和理解中国文化。这种态度并非凭空而来，而是建立在他深厚的学识和对中国文化的开放接纳之上。

与为人们所熟知的马可·波罗相比，利玛窦在理解中国方面展现出了更为深刻的洞见。马可·波罗虽为中西交流的重要人物，但其商人身份和年轻时的来华经历使他在文化理解上存在一定的局限。相比之下，利玛窦不仅接受了系统的教育，更以知识分子的客观态度深入了解中国，详细记录社会风貌，以及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广泛交流。他对中国的丰富物产、文化传统、社会习俗以及日常生活的描写都极为细腻，甚至对中国人走访亲友、请客送礼、重视礼仪等细节都有详尽的描述。这些描述不仅展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厚造诣，也反映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入观察和理解。

此外，利玛窦还以其个人魅力和学识赢得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尊重。他的书法技艺、中文诗歌创作以及对儒家思想的深刻理解都使他能够与中国上层社会进行有效的高水平交流。他的记忆术更是为他赢得了“最强大脑”的美誉，吸引了众多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向他学习。

利玛窦在中国的身份地位从最初被视为“番僧”或“洋和尚”，到最终被尊称为“西儒”，这一转变不仅体现了他在中国社会影响力的提升，更反映出他对中国文化的深入理解和贡献得到了广泛认可。通过他的努力，中西文化交流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徐宝锋教授：利玛窦作为最早将中国问题引入意大利的学者之一，其努力对于将真实的中国展现给意大利乃至西方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他的描述和叙述不仅可亲、可爱，更展现出一种可敬的中国形象，这种形象在他的笔下被表达得清晰而明了。他对待中国的态度极为客观，这使得其叙述成为西方了解中国的重要途径。

进一步而言，利玛窦的工作实现了跨文明的理解与交流，他的努力最终使他从一个最初的传教士身份转变为西方世界中的“中国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圣人。这种转变不仅体现了利玛窦个人的学术成就，更彰显了文明间相互理解、互动与繁荣的可能性。

高达理（Dario Grandoni） 教授：在深入探究历史议题时，我们必须始终秉持一种审慎而全面的态度，剖析叙事背后的深层原因和目的。这种剖析要求我们对知识有直接而深入的认识和了解，因为仅仅依赖于故事的耳闻相传是远远不足以把握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如果我们对中国这样的国家缺乏直接的了解，而仅仅根据片面的传闻和偏见来形成认知，那么我们将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狭隘和误解的境地。

每个文化都是一个独特的认知体系，它们各自承载着不同的历史记忆、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自己的文化框架和价值判断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更不能将文化差异视为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我们应该以一种开放和包容的心态理解和尊重其他文化的独特性。

以利玛窦为例，他在描述中国时展现出一种难能可贵的客观性。他的叙述基于他所见所闻的实际情况，而非仅仅根据自己的主观臆断和偏见来进行描绘。这种客观性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宝贵的方法论启示，即在描述和研究其他文化时，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摒弃主观偏见，以求得更为真实和全面的认识。

在跨文化交流中，双向的理解和尊重是至关重要的。在讲述中国的故事时，同样需要考虑到其他国家是如何被描述的。这种双向的视角有助于我们打破单一的文化中心主义，建立起一种更为平等和互利的交流关系。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稳定性和发展路径，但也需要通过积极的交流和合作来贡献其积极的一面。通过互相学习和借鉴，我们可以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和问题，实现更为和谐与繁荣的世界秩序。

利玛窦等先驱者通过自己的梦想和行动为中西交流开辟了新的道路和可能性。后来者也应该继承这种梦想家的精神，以开放的心态和积极的行动切实推动跨文化交流和全球合作的发展。

徐宝锋教授：研究指出，全球知识信息的更新周期约为七年，而中国的日新月异则更为显著。当高达理（Dario Grandoni） 先生再次踏上意大利的土地时，他对中国的认知无疑将在朋友圈中迎来一次全新的刷新。利玛窦的贡献在于他与中国知识界的深入交往，他获得了对中国思想的深刻理解和客观认知，进而将这些知识情感地传播到国际社会，成为中外交流史上的重要支柱。

此外，利玛窦与徐光启等知识分子的深厚友谊也跨越了文明界限，成为历史佳话。他们之间的交往体现了知识增长群体的互动，即当代概念下的学者整体。这启发我们在公益文化交流等多边交流过程中，学者应发挥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促进不同文明间的深度理解和对话。

文铮教授：利玛窦初到中国时，面临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传统的西方传教方式，即自下而上地先在民众中扎根，再逐渐扩大影响的方式，在当时的中国被证明是行不通的。当时中国社会的特点决定了上层阶级和文化精英的影响力远超普通民众。利玛窦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并迅速调整了策略，采取了一种更为适应中国文化的“文化适应政策”。

他意识到，在中国，即便是社会底层也对知识和文化怀有敬畏之心，因此单纯的口头布道难以产生深远影响。为了更有效地传播教义并融入中国社会，利玛窦决定改变自己和同伴的服饰，从原本的僧侣装束改为更符合儒家学者身份的服饰，如儒生巾和宽大的袍子。这种改变不仅提升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使他们更容易与上层阶级和知识分子接触。

此外，利玛窦还积极学习儒家经典和当地的生活方式，以便更深入地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他认为，只有成为中国社会中的一部分，才能真正理解并影响它。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教策略最终证明是成功的，它不仅使利玛窦能够在中国立足，还为他赢得了众多有影响力的朋友和支持者。

利玛窦的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与一个国家或民族进行紧密合作并实现共赢，都必须建立在深入了解其文化、社会和思想体系的基础之上。这种了解不能仅停留在表面，而要深入到其知识体系和思想内核中去。

利玛窦的交友观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借鉴。他认为真正的友谊是建立在相互了解和共同理念基础之上的。同样地，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交往也应以共赢和协作为目标，通过深入了解彼此的文化和社会来增进理解和友谊。这种观念在当今世界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尤其是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不同文化和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和紧密。

高达理（Dario Grandoni）教授 ：由于现代信息环境的特点，如信息量大且更新迅速，人们往往只能以碎片化的方式接收信息，这可能导致理解的片面性和误导性。

在面对这种信息环境时，学者更需要保持一种较为缓慢、深入的思考方式，以便更好地理解和评估信息的价值。同时，可以积极采用新的交流工具和平台，如社交媒体等，以更有效地与年轻一代进行沟通。

然而，这种沟通方式的转变也带来了一系列挑战。一方面，新的交流工具要求学者具备更高的信息素养和技术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需要警惕这些工具可能带来的信息泡沫和偏见。学者需要通过学术性的合作来弥补这些挑战带来的不足，而不是采取对立或排斥的态度。

新的文明将基于更加开放、包容和多元的交流方式，有助于超越地域和文化的限制，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理解和合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学者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和社会需求。

徐宝锋教授：在深入探讨知识领域的发展时，我们注意到知识的边界和覆盖范围在当前数据驱动的时代呈现出显著的碎片化特征。这种碎片化不仅体现在知识的广度上，更涉及到其厚度和浓度的多维度变化。尽管某些知识或信息可能短暂地受到高度关注，但其长期价值和持久性却有待商榷。相比之下，那些能够跨越时空界限，如历经四百年仍被探讨的古老密码，才更能体现知识的深度和持久价值。

在知识传播和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强调了清晰性和设计感的重要性。这要求我们在处理复杂的知识体系时，能够从清晰明了的角度出发，进行有针对性的设计和呈现。同时，我们也关注到人才交流与相互理解之间的深刻联系，这种联系有助于淡化传统学术界的某些严肃性，并激发学者们的探索能力，从而推动知识创新的核心发展。

文铮教授：在当今这个知识信息高度碎片化的时代，我们面临着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即如何在海量的信息中拒绝肤浅，追求深刻。这不仅是对中国，也是对全世界的一个普遍问题。尤其在当代，信息量巨大，人们往往难以对所有知识进行全面系统的掌握。然而，对于学者和知识分子来说，特别是那些肩负着文化交流和国家民族使命的人，追求深刻、挖掘本质、拒绝片面和肤浅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教训。以利玛窦为例，他在早期就将对中国的理解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这一理解至今仍被我们学习和效仿。然而，在利玛窦去世后的不到一百年时间里，西方对中国的看法和理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深思。

早期的意大利并非当时的经济或军事强国，却产生了如马可·波罗、利玛窦等在中西交流历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他们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们的虚心态度和对其他文化的深入理解。他们没有颐指气使，而是以平等和尊重的心态去了解和接纳其他文化。

在利玛窦去世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宗教、政治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他的策略和成果被抛弃，这导致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逐渐走向对立。如果当时能够坚持利玛窦等先驱者开创的道路，或许历史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因此，我们强调在与他人的交流和沟通中，要持有正确的态度和方式。我们需要以虚心的态度去理解他人，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碎片化信息或人云亦云的观点上。在全球化的数字传媒时代，我们更需要放慢脚步，细细观察和思考。这需要我们开启人文对话，让不同文明的学者能够在一起就某个话题、实践或观点进行深入交流。

徐宝锋教授：我们期望世界汉学中心能演变成一个全球思想交汇与碰撞的殿堂，一个致力于实证研究与事实确认的坚实阵地。与此同时，我们也寄望于诸如今日的中意文明对话等盛事，能够在全球文明对话的宏伟版图中占据一席之地，进而促进世界汉学（中国学）与国际社会的深度对接与理解。在此基础上，我们热切期盼今天文明对话的洞见能引领一股新的思潮，推动中国与西方学术界再次走向对话与交流的前沿，共同书写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