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尤布 教授

阿尤布·撒勒塔史（Eyüp sarıtaş）是土耳其著名汉学家、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汉语言系主任。

杨晨 博士

上海大学土耳其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内容提要

在凯末尔·阿塔图克的推动下，安卡拉大学于1935年成立了文史地学院汉学系，从而开启了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德国汉学家沃尔夫拉姆·艾伯哈为土耳其汉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从1937年至1948年，他一直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学与历史，并对中国文献中有关土耳其人的内容进行整理与评价。他还培养了一批土耳其本土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如巴哈迪·厄盖尔、穆德勒、欧钢、居尔钦·坎达里奥卢、艾谢·奥纳特、奥兹坎·伊兹吉和欧凯等。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土耳其的汉学学科得到茁壮的成长，不仅推出了许多立足于中国史料的学术著作，而且培养了大量为汉学研究不断做出贡献的青年学者，他们为研究汉学中与土耳其相关的历史和文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中国研究在学术界也被称为汉学，其研究对象是拥有几千年灿烂历史的中国文明。现代意义上的汉学研究可以追溯至16世纪。当时，欧洲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基督教时对各种汉语典籍进行了分析。基于此，他们渐渐将与中国历史、文化和文学有关的部分典籍翻译为西文，并且将它们纳入汉学研究范围内。由此，欧洲国家才开始对一个完全陌生地世界有了更多的了解。

对土耳其而言，中国史料中记载了最为久远、最为详尽的土耳其人历史。早在秦朝时，中国就与突厥人在政治上、文化上和经济上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作为一门古典学科，土耳其的汉学就致力于挖掘和探索中国文献中有关突厥人的详细记载。因此，汉学对于土耳其人而言具有重要的意义，其重要性可以同拉丁和古希腊分别对法国和德国的重要性相媲美。土耳其人要了解欧洲文明首先需要了解古典的希腊和拉丁文明，而要了解亚洲文明就必须了解中国文明。

一、土耳其汉学研究之肇始

土耳其的汉学研究是在共和国的建立者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克的领导下奠定的。在汉学系建立之前，土耳其既没有一本直接从汉语翻译过来的著作，也没有开展对中国的任何研究。不过，在18世纪中叶，胡赛因·卡西特·亚尔钦已经开始将从汉语译为法语的一些文章转译为奥斯曼土耳其语。在20世纪初期，法国历史学家德金的名著《土耳其人和鞑靼人的历史》也有了奥斯曼土耳其语版本，并在20世纪80年代以拉丁字母化的现代土耳其语再次出版，书名也改为《大土耳其史》。

1935年，阿塔图克邀请世界著名的德国突厥学家葛玛丽到安卡拉大学文史地学院任教，帮助筹建汉学系，并致力于中亚突厥史和文化研究。1937年，葛玛丽从该系退休后回到德国。之后，德国的汉学家及社会学家沃尔夫拉姆·艾伯哈接替她的位置。从1937年至1948年，艾伯哈在土耳其共开展了155项研究，其中有70项都是根据中国史料而进行的土耳其历史、文化和种族研究。除此之外，艾伯哈还将研究重心集中在远东领域，包括中国历史、民俗、民间文学以及生活在中国的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

艾伯哈的众多学术著作为土耳其汉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例如，1938年，为了有助于从事远东史研究的汉学家和学生开展工作，他比照德语、英语和法语模式制定了“土耳其字母版的中国音节表”。1939年，他采纳了柏林大学埃里希•豪尔对汉语初学者的建议而编写了《古汉语语法简要》一书。1940年，他以问与答的形式写成《汉学初学者重要工具书入门》一书，对汉学初学者极为有帮助。1942年，他出版《中国北方邻族》一书。1946年，他完成《中国历史》和《汉学入门》两本著作，并将重点放在突厥史上，极有特色。

文史地学院汉学研究所出版的《汉学入门》一书，解决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国语言和碑文的发展、拉丁字母版的中国碑文符号誊本以及古汉语语法概论等，它用学术语言详细阐明了土耳其汉学的任务。由此，艾伯哈为土耳其汉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不过，该书一直以1946年的版本发行至今，因为稍后培养的汉学家对此书并不重视，而且对于创作此类著作也缺乏兴趣。事实上，虽然艾伯哈的著作在出版时包含众多全新和可靠的信息，但是土耳其汉学家也应根据最新的信息和方法对此书进行评估和修改。

艾伯哈对土耳其汉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他为安卡拉大学带来了大量关于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献资料和百科全书。安卡拉大学图书馆目前仍藏有一万册汉语书籍。基于此，这所大学的汉语教学传统非常悠久，而且该校在必要时还将教师派往北京外国语大学和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学习汉语。

此外，在土耳其汉学界，关于中国文学的大多数重要研究都是由艾伯哈和穆德勒来开展的。艾伯哈所从事的开创型研究包括撰写《中国杂文》、《中国民间故事选》以及《汉语小说在中国人生活中的地位》等著作。迄今为止，艾哈伯在中国文学领域所做的研究以及他所进行的大量详尽分析对土耳其汉学研究仍有重大的意义。

二、土耳其汉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及研究方向 

土耳其本土培养的第一位汉学家是穆德勒，她在艾伯哈离开土耳其后接任汉学系主任一职。穆德勒就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和中亚突厥史等课题做了大量研究。由于她对老子、孔子和孟子等中国哲人的研究，土耳其读者才有幸从第一手资料直接了解中国文化。第一部由汉语翻译为土耳其语的著作就是由她在1940年完成的。不过，蒋介石的《中国的命运》一书并未得到出版，而《论语》作为中国文化经典之一得以在1962年出版。作为一位对中国学十分感兴趣的土耳其汉学家，穆德勒在《诗经文集》和《中国诗歌精华》等文章中将中国古典诗歌翻译为土耳其语，并通过紧密追踪中国的土耳其学研究成果而与本国学者进行分享。

穆德勒教授于1983年退休之后，她的学生艾哈迈德•力萨•别金和欧钢将精力集中放在中亚的政治和文化史研究上。别金重点研究新疆地区的历史并在1981年出版了一本名为《丝绸之路》的著作。欧钢则致力于研究拓跋魏时期的历史。随后进入汉学界的欧凯也像穆德勒教授一样，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中亚突厥史的研究，土耳其国内第一本以中国史料为基础的孔子研究专著就是由欧凯完成的。

此外，图莱•凯卡马克在古突厥文化史及中国文学和文化等课题上的研究也为土耳其汉学做出了极为有价值的贡献，这使得汉学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展。图莱•凯卡马克的博士论文《唐诗的诗性写作与土耳其语言词典的比较研究》以极大的包容性而填补了土耳其汉学研究领域的空白。她的汉语语言功力很强，在中国和土耳其文化领域所做的汉学研究为土耳其学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观察。例如，对于“匈奴时期中国信笺的人物称谓和标题”这个在土耳其汉学界和历史学界争论很大的课题，她对此所做的研究提出了原创性的见解，即汉人在匈奴时期为抵抗匈奴而制定了边境战略。而年轻早逝的穆塞尔•奥兹图克博士所做的研究则是基于中国史料来研究维吾尔族和中国的文化。

除了以上简要介绍的汉学家外，土耳其的历史学家也对汉学研究做出了突出贡献。首先要提及的是巴哈迪·厄盖尔，他是艾伯哈的学生，通过使用第一手汉语史料对匈奴、月氏、乌孙、突厥、契丹和维吾尔族等中亚重要族群进行了深入研究。厄盖尔的博士论文是《维吾尔国的建立》，他的副教授论文是1952年写成的《辽代之前的契丹人》。厄盖尔主要采用汉语材料写成的著作有《大匈奴帝国史》《中突关系——成吉思汗的中国王朝与他的突厥顾问》《乌孙及其政治边界的某些问题——以中国史料为依据》和《中国政府建前的北方民族》等。它们至今仍然是土耳其从事这一领域研究的经典著作。此外，厄盖尔还发表了大量论文，论述从汉朝开始直到近代的中亚突厥史。

奥兹坎·伊兹吉依据中文史料，重点研究维吾尔族的历史和文化。就历史研究而言，他将王延德的游记翻译成土耳其语并出版，并且进一步指导他的学生以中国行者的游记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他亲自指定的一篇博士论文的题目就与唐朝时期著名的游方僧人玄奘有关。此外，他还出版了一本关于中国游方僧人的著作，该书虽然言简意赅，但却对宋朝时期的维吾尔人的生活进行了详尽阐述。就文化研究而言，伊兹吉基于中国史料所做的研究专著《维吾尔人的政治和文化史——以官方文件为依据》和《公元八世纪前的中西丝绸之路》甚至在今天都有着首屈一指的学术价值。

居尔钦·坎达里奥卢也像奥兹坎一样将研究领域限定在维吾尔时期。她所做的研究对维吾尔帝国、甘肃维吾尔人和维吾尔突厥人的概况提供了重要信息，而依据就是陈诚和高居诲等人的游记。由于笔者无法获得坎达里奥卢在1969年台北市举办的中亚阿尔泰学大会中所做的报告《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因此对该研究的具体内容无法得知。

艾谢·奥纳特是在中国台湾接受的教育，她擅长的研究领域是根据中国史料来研究匈奴史及文化。而艾哈迈德•塔萨吉主要研究的则是隋唐时期突厥人的政治背景。正因如此，塔萨吉是第一位对突厥人做出细致研究的学者。他以土耳其语出版了自己的研究成果，第一本著作是他的博士论文《突厥人》，另外两本著作也与这一主题有关，这也填补了土耳其在此方面的一大空白。还需提及的是他的一篇关于吉尔吉斯人的雄文，他根据第一手中国史料对公元840年之前的吉尔吉斯人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综合土耳其汉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出土耳其的汉学研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中国文化各种元素的直接研究。其中包括中国语法、中国文化、中国地理和中国文化等科目。在土耳其，只有汉学家才能全身心投入到这些科目的研究之中，而非汉学家则只能通过西语写就的汉学文章了解中国。二是以汉语资料为根据，对始自汉朝至现代时期的土耳其历史和文化进行系统和全面地研究。虽然本部分的研究也包括中亚和亚洲内陆等地区，但是因为主要依据的是汉语史料，笔者认为这些地区也可以在汉学的研究范围内得到评价。

如果将这两类研究进行对比的话，第二类研究无疑会在土耳其更受青睐。在土耳其，依靠汉语材料进行的学术研究几乎都是以书面材料为主。虽然考古发掘从20世纪50年代起到今天已经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根据考古发现而进行的研究在土耳其几乎没有开展。因此，土耳其汉学界除了文本中的内容外很难获得新信息。这也导致土耳其在编年史上存在着巨大不足。不过土耳其数年前的一篇博士论文首次利用中国考古发现的成果复原了位于中东的古代突厥群落的文化生活。在20世纪90年代，土耳其的艺术史学家已多年参与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蒙古开展的考古发掘项目，并且在文献中也介绍了考古发现的信息，但却对中国考古的发现结果，尤其是与土耳其历史有关的大量信息没有任何披露。毕竟，可以获得的考古发掘结果总是能为土耳其汉学家提供许多妙趣横生的新信息。

三、土耳其汉学研究之成就与不足 

对土耳其人而言，汉学对于土耳其的历史和文化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西方同中国相遇不过是几个世纪之前的事情，而土耳其人与中国人的政治和文化联系则可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因此，土耳其的汉学研究至少要达到西方国家的水平。事实上，土耳其的汉学研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首先，土耳其的汉学研究项目不断增加，内容不断走向深入。自建国以来，土耳其在文化领域取得的最大成就是1997年肇始的“土耳其世界的历史——从远古到现代”项目。该项目计划将中国官方典籍中与土耳其有关的匈奴、突厥和维吾尔人的记载翻译成土耳其语。这些典籍将成为土耳其史的最古老来源，而土耳其汉学家和历史学家也将对这些文献进行评估。在此项目的带动下，各种委员会相继成立，对于汉朝匈奴史的翻译和阐释工作也已经由包括艾谢·奥纳特、赛玛•奥索伊和科努拉尔普•埃吉拉逊在内的委员会率先于2004年完成。同时，项目成果也会由土耳其历史学会给予出版，这将对土耳其学界产生较大的促进作用。

该项目中正在开展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旧唐书》中有关突厥人的史料，由伊森比凯•托甘, 居纳尔•卡拉和贾希德•巴伊萨尔三人于2006年组成的委员会将会负责将其翻译成土耳其语并对文本加以注释。参与该项目的学者指出，周朝和隋朝时的突厥记载不久就会被译为土耳其语并再次由土耳其历史学会出版。同时，德国汉学家刘茂才所著的《东突厥人》（即中文版的《东突厥史汉文资料》）已于2006年由德语转译为土耳其语，法国汉学家爱德华·沙畹所著的《西突厥人》（即中文版的《西突厥史料》）也在2007年由法语译为土耳其语。

该项目将《汉唐书》以及刘茂才和爱德华•沙畹的著作翻译成土耳其语，这增加了人们对中国史料中有关土耳其历史和文化的兴趣。如果没有这些汉学家所做的工作，那些希望获得详尽和精确的汉唐时期突厥史资料的土耳其研究者将会发现，他们是很难有机会获到这些中国史料的。尤其是在《汉书》《旧唐书》《西突厥人》和《东突厥人》这四本书出版之前，对汉语不熟悉的土耳其学者在理解这类信息时遇到很大障碍，并且还需要耗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其次，土耳其的汉学研究机构和孔子学院相继成立，这为土耳其的汉学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就汉学研究机构而言，除了上文提到的安卡拉大学之外，埃尔吉耶斯大学和法提赫大学也开展了汉语语言和文学教育，奥坎大学还设置了汉语翻译和口译专业，这将为未来大量学者从事汉学研究带来良好的契机。同时，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于2009年8月在东亚语言和文学系设置汉语语言和文学专业，但目前还未开始招生。在这些大学中，法提赫大学和奥坎大学是私立大学，而埃尔吉耶斯大学则是公立大学。

就孔子学院而言，孔子学院已在50多个国家建立，而根据安卡拉中东技术大学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协议，土耳其于2007年在本国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在此学院授课的教师将讲授汉语语言以及孔子的思想。此外，在2008年，土耳其海峡大学和中国上海大学根据达成的协议建立了一所孔子学院并开始运行。虽然这两所拥有孔子学院的土耳其大学都以技术工程见长，但是孔子学院本身对于中土两国增进文化交流并为土耳其人民更加了解中国起到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由于开展的时间不长和师资力量薄弱等原因，土耳其的汉学研究也面临一些挑战和不足。

第一，土耳其的汉学研究传统不够坚实。由于研究中国文学必须要一直学习古代汉语和现代汉语，又加之缺乏必要的组织支持，因此在土耳其有兴趣致力于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人数没有得到稳固的增长，因而与西方各国相比，土耳其的汉学传统还有待提高。这一特点同样适用于土耳其汉学史的相关研究。

第二，土耳其的汉学研究专著难以出版。例如，巴哈迪·厄盖尔于1981年撰写的两卷关于匈奴时期的著作未能出版，而匈奴时期正是土耳其史的开端。虽然土耳其有一些致力于中亚突厥史的汉学家或历史学家也写过该方面的博士和助理教授论文，但是普通民众对他们仍然缺乏了解，因为他们的论文未能出版成书并且展现在学术界面前。在土耳其国内，与汉学直接相关的研究成果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出版，而与之相比，德国、英国、法国和荷兰等西方国家却出版了大量汉学研究成果，并且还建立了专门的汉学图书馆。

第三，土耳其的汉学研究藏书比较匮乏。除安卡拉大学外，土耳其其他从事汉学研究的大学所拥有的汉语藏书数量远远低于最低标准。据估计，土耳其最大的图书馆——坐落于安卡拉的国家图书馆——藏有的关于中国的土耳其文著作或是从英语、德语、法语或俄罗斯语翻译过来的汉学著作最多只有350本。虽然中国政府会不时向这些大学捐赠书籍，但这些从事中国相关研究的大学的图书馆也很难拥有大量一手资料。例如，土耳其只有一所大学拥有《文献通考》和《册府元龟》，而《唐会要》则只能在米马尔·希南艺术大学找到。就中国语言、文学、地理、艺术、科技史和其他领域的研究而言，伊斯兰布尔大学仅仅拥有一小部分重要资料，而欧洲的大学和图书馆则在此方面遥遥领先。例如，荷兰莱顿大学的汉学系仅2005年一年就购买图书三十万册。

第四，土耳其的汉学研究科目相对狭窄。除了以上提到的故事集等著作以外，土耳其汉学界还未将其他领域的中国书籍直接翻译成土耳其语，比如说小说等。不过，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以及历史名人如战略家孙子和孙膑等人的著作已经根据德语、法语和英语版本翻译成土耳其语。虽然这些书籍的数量有限，但最近几年由西语翻译为土耳其语的有关中国的书籍不断增加，这表明土耳其学者对汉学的研究兴趣不断高涨，研究科目不但拓展，这一领域的研究很有潜力，专业也很有需求。土耳其和中国有着两千年多年的渊源关系，相信双方未来在文化领域中的交往会比现在拥有的条件更好。

第五，土耳其的汉学研究格式尚未统一。在对汉唐史料进行翻译和解释时，土耳其一般使用的是威妥玛式拼音法（维斯玛-翟理斯式拼音法，简称威氏拼音法），以汉字的誊写本为依据。不过在土耳其，这一问题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在中国大陆接受教育并开展研究的土耳其学者在誊写汉字时更愿意使用拼音系统，而在台湾开展研究的学者更愿意使用威妥玛式拼音法。

虽然存在以上挑战和不足，但土耳其汉学研究也面临良好的发展机遇。中土两国政府于1983年首次达成文化协议，在此框架下，双方每年互换5位研究人员开展为期一年的研究。近年来，土耳其学者希望去中国从事研究的领域涵盖了语言学、历史学、医学和工程学等人文社会和科技诸领域，研究范围得到了很大拓展。依此发展趋势，土耳其的汉学家们一定能够在各专业领域贡献更多的著作，土耳其的汉学研究也必将走向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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