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蔡教授，您好，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您是美国汉学界的知名学者，今天的访谈我首先特别想请教您对一个问题的看法：那就是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代，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已经成为国际学界的前沿课题，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我想知道您站在东西两极文学之维的中间客观地评价：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造成这一现状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蔡宗齐：谢谢你的提问！首先，世界文学这个概念表达了不同民族之间互相理解、欣赏、包容，推进人类整个文明进程的愿望。世界文学的提法缘起于欧洲，与西方的语言文化、价值体系和传统紧密相联。今天的中国文学在欧美文学传统之外的文学里面，比较受重视，但仍然只是区域文学而已。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很复杂，其中很根本的一点是：一种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跟滋养这种文学的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这两者是同步的。中国从前国力、经济都比较弱小，当时相对强大的欧美自然对中国文学文化传统不会重视。然而，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国力增强，这种现象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今天的美国学界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关注与80年代初我刚到美国时相比，从语境来看已产生了巨大的变化。我认为，中国文学也好，中国文化也好，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只会不断上升。学术界、文化界的讨论中，其实没必要太介意这个地位问题。

读书报：最近几年，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文化教育界的热门话题。中国文化“走出去”肩负着对外传播中国优秀文化，让世界了解中国的重任。但是美好的愿望常常没有收到想要的成果。您觉得中国文化“走出去”怎样才能成功？

蔡宗齐：在我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有四点。要把中国文化介绍到另一种文化传统，首先，你要懂得使用他国人民所熟悉的语言和方法来讲述中国故事；其次，你要能够运用他国文化里重要的信息平台和出版渠道；第三，你要选择愿意为中国文化传播出大力的合作伙伴；最后，你要建立一个深度文化交流的平台。我相信，人类都有一种开放的态度，会有一种平常心来接受他国的传统。

读书报：汉学界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里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蔡宗齐：汉学是外国人研究中国人文科学的学术和文化传统的一门学科。传统汉学主要指以文献研究和古典研究为中心，集中于对中国传统人文领域的研究。到了上个世纪中期，随着二战结束，美国汉学独树一帜，研究内容、方法与理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扩展到社会科学、经济、政治、商业等方面。因此有了一个新词：ChineseStudy，即“中国学”。“汉学”与“中国学”，无论是研究内容、方法，还是理论基础、范式，常常是互通、互指、互为表达。汉学家大部分集中在欧美大学的东亚研究系，每年为社会培养一定数量的毕业生。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受到整个西方世界，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学术层面的信赖。西方如果要了解中国国情和文化，他们所依赖的信息数据基本来源于汉学家提供的资料。另外，无论是从事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大学教授，或是其他社会各界中国问题的专家，都是先在大学东亚系接受汉语和中国文化的基本训练，然后走向研究中国各种领域的道路。因此，汉学界的学术思想和成果会对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国家关系、社会、文化和文学等各个层面的交往产生极为重要影响。

读书报：我们常说，汉学界的研究成果对中国而言是“他山之石”，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帮助我们更看清自己。反之亦然，汉学界的成果对西方世界而言，也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汲取中国文化的精华，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那怎样才能调动汉学家的积极性来让西方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呢？

蔡宗齐：这不能勉强。只能让汉学家自己来推动汉学领域各个学科的发展，来进行更深层次的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只有研究汉学的学者愿意跟中国学者深入交流，把中国学者的成就做为自己研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来共同研究关注的课题，才能真正持久有效地把中国的故事介绍给世界。

读书报：汉学的研究对象是中国文学与文化，而我们熟悉的另一门显学“国学”与“汉学”有同样的研究对象，您能介绍一下二者的异同吗？

蔡宗齐：“国学”是国人自己对中国学术传统与文化精髓的研究。而“汉学“主要是指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与学术的传统的研究。二者有着相同的研究对象，但研究的语境和方法有很大的区别。汉学不是国学，它的生存土壤是西方的学术话语与价值体系，带有明显的西方特定时期的历史、文化的痕迹。它是本质上更从属于西学的一种学术形态。但汉学与国学同时又息息相关，两者是各自的镜像。

读书报：是的，人类历史的传统多种多样，今天的世界正在走向从单极向多极化发展的过程，中国与西方在各方面都存在很多认知差异，是源于两种基本上为异质的文明。讲到这里我想请教您对“汉学主义“的看法。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开始，中国学术界将后殖民理论用于欧美汉学研究，有学者认为西方汉学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客观知识。您怎样看待这种对汉学的批评声音呢？

蔡宗齐：当下国内出现批评汉学界的声音，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当前中西学术交流中出现的不平衡现象。近年国内掀起了“国外汉学研究”热，出版了大量的学术论文、专著介绍欧美汉学的研究成果，许多主要的大学都创办了汉学研究的中心及专门刊物。欧美学界从事传统汉学研究的学者人数顶多千把人，而国内研究汉学家成果的学者数量远胜于欧美汉学家本身。然而，国外汉学界却没有投桃报李，很少真心热情地关注和介绍“国学”研究的成果，尽管国学研究者的数目是以数十万乃至百万为计的。此热彼冷，这种巨大的反差自然会引起不少学者的非议诟病。

另一个原因是汉学本身的历史包袱。汉学在不同历史时期受当时主流思潮和意识形态影响，会以居高临下的傲慢态度流露出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偏见。傲慢也好、偏见也好，今天的学者如果单从学术上来提出、分析这些问题，也无可非议。但如果贴上什么主义这种政治或者意识形态的标签，进行过分苛刻的批评和鞭挞，这对加强中西文化的了解、沟通与交流没有什么好处。宽容、尊重、理解，应该是不同文化之间进行交流的基本态度。如果对方有偏见，交流的状态不理想，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实际工作来改变这种状态，减少不必要的攻击与抱怨，这才是更实际、更有建设性的做法。

《中国文学与文化》杂志（JCLC）

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刊行

读书报：在2014年，您与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共同创办了英文期刊《中国文学与文化》。这是美国汉学界中国文学研究领域里非常重要的事。创办这本期刊是不是您刚才说的那种旨在促进中外学术交流的实际的、有建设性的工作呢？

蔡宗齐：对。做这件实际的工作既是要推动中外文化交流，也是力图帮助改变汉学古典文学界生态之举。我上世纪八十年代读博士的时候，古典文学是美国汉学研究的一个中心，而如今已滑到边缘的边缘。怎样才能有效解决这个问题呢？办杂志，开拓发表研究成果的园地，无疑可以帮助吸引更多的年轻学者进入古典文学和文化研究的领域。坦白说，现在年轻学者大都热心于对现当代文学文化的研究，而古典文学发展急需新生力量。

同时，创办这个杂志也是要为推动中外学术深度交流作出担当。与汉学界现有的所有学术期刊不同，《中国文学与文化》是真正做到了全面的国际化。共同创办者是北京大学和伊利诺伊大学；编辑委员会成员一半来自北美，一半来自大中华地区；而发表的园地也是中外学者共享的，第一至六期共刊发48篇文章，其中20篇是由大陆港台学者撰写、美国年轻学者翻译改写而成。用这样新的形式办学术杂志，对于汉学和国学都是双赢的。一方面，汉学通过欢迎大陆港台学者的参与，发现许多新的研究课题和热点，为自身的发展找到了源头活水。另一方面，来自大中华地区的学术成果用符合西方学术的规范来写成英文，达到汉学界出版的严格标准，在顶尖的出版社的杂志上发表，从而真正进入西方世界的学术流通系统。

努力做这些有益于汉学、国学自身发展、可以真正双赢的实际工作，从中加深双方的相互理解，建立合作伙伴的友情，比起纠缠于历史，一味批评指责汉学，张贴政治标签，难道不更有意义吗？

读书报：这样一本旨在弘扬中西文化交流的学术期刊，有什么基本的办刊思路？

蔡宗齐：很简单，那就是“天下学问一家”。这是袁先生与我在创刊号上写下的，也是我们最初的学术理想。所谓“天下学问一家”，就是天下学问，无论东西南北，无论汉学国学，不同传统的学问能够深度交流，互相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我不分。今天的世界本来就在走向全球化的过程，学问今后的发展必定如此。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力整合海内外各方资源，给欧美汉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开辟中国文学与文化西传的新路径，让世界真正理解、欣赏和接受中国文学和文化。

读书报：期刊办到现在，取得了哪些初步成果？

蔡宗齐：杂志现在共出版了三卷六期。第一、二期合编出版，第六期已经送交杜克出版社。这六期所载文章大多数是汉学界和国学界的重量级学者，从发行效果来看，比我的设想更好。更重要的是，在办杂志的过程中，一些年轻的美国学者有机会与国内学者共同合作，一方面把国内的作品翻译成英文，让东亚学者的研究课题可以进入西方。同时，翻译合写也是学术成果，通过这种方式可以美国年轻的学者有机会发表文章，帮助他们以后拿到终身教职，为汉学界培养后备力量。同时，这样的交流可以使国内外学者成为学术研究的伙伴，建立友谊，就可以打破中国传统国学与汉学的明显分界，成为有共同学术追求的伙伴。创造这种局面无论是对现在的学术研究，还是将来的汉学格局，都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种合作特别体现在我们的专辑编辑出版方面。我们到现在一共发行了三个专辑，一本是袁先生和商伟编辑的《中国文学和视学文化》，第二本是我编辑的《中国诗歌声音与意义》，第三本是有关古典文学理论与现代文学关系的专辑，由王德威教授编辑。专辑从不同角度来探讨一个共同的话题，于国学方面，增加了汉学视角，对汉学方面，也得到国学界的反鐀，这样得到的研究成果对双方都是一种超越。给予时日，整个学术界的生态会从长远产生变化。我对此很有信心。汉学界对国学界的需要不少于国学对汉学的需要。你想，这么少的人数是无法涉及中国文学研究的方方面面的，有了国内学者的参与，汉学界的发展会更有朝气，不断涌现出新的观点，新的声音，新的视角。

读书报：您在2014年还主持复刊了《岭南学报》，与《中国文学与文化》结为姐妹杂志。《岭南学报》过去曾经刊载过陈寅恪、吴宓、王力等著名学者的文章，是民国时期学人发声的重要论坛。请问怎样理解两本刊物互为“姐妹杂志”的提法？

蔡宗齐：我很感谢岭南大学给我提供帮助，创造条件，让我主持复刊《岭南学报》。这个杂志在历史上对国学研究起过重要作用，至今依然是学界共同的记忆。我对岭南很有感情。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在学术上的寻梦追梦，总与岭南有关。我出生在岭南大学的旧址，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大学的康乐园，在那里度过自己的童年、少年和部分青年时光。我1984年离开广州，到海外求学，一去就是32年。现在，中国各方面都强大了，学术环境也和以前大不相同，我又回到岭南，希望能够为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推广尽绵薄之力。这是我个人的人生经历，从起点出发，历经世事，最终回到起点。

我在岭南有了新的梦想，岭南位于中外文化交汇之处，给我足够的平台，能够请国内国外学者进行交流，把我的眼界从英文学界扩展到中文学界，这对于我学术理想和人生追求有着极大的影响，也是极好的安排。岭南给我一笔不少的资金来复办《岭南学报》。《岭南学报》创刊于1929年，1952年因岭南大学的解散而闭刊。复办《岭南学报》，不敢奢望重现昔日的辉煌，但力图促进中西学术深度交流，开天下学问一家的风气。《岭南学报》会发表《中国文学与文化》部分论文的中文版，同时也为《中国文学与文化》推荐优秀中文学术论文。这样，优秀的稿件在中文世界和英语世界都能产生影响。和《中国文学与文化》一样，《岭南学报》同样也六辑完成出版。第一期的作者都是学术界的领军人物，以后每期都有重量级的学者赐稿，所有稿件要经过匿名审评，以确保学报的质量。随着学报逐渐取得同行的认可，已有不少学者愿意把质量较高的稿件投给我们。

读书报：除了《中国文学与文化》和《岭南学报》两本杂志，您近期还有其他学术兴趣点吗？

蔡宗齐：虽然我手里有两本专著在写，但过去几年我的大部分精力都投入在组织学术活动来推动学科发展。要真正改变西方汉学界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不利现状，光是自己一个人闭门写书写文章是不够的，一定要把同领域各个学者的力量都聚合起来，集中做一些项目，才会更有成效。我正在与袁行霈教授合作，为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编写《如何读中国文学》系列丛书，其中包括《如何读中国诗歌》《如何读中国小说》《如何读中国戏曲》《如何读中国散文》《如何读中国文学批评》四部文学导读集，以及四部配套的语言教本。我编纂的《如何阅读中国诗歌》已在几年前出版，很受欢迎。这套系列丛书是以这本选集为样本设计的。

读书报：“万物一体”“天下一家”，这是王阳明的大理想。“天下学问一家”这句话本身包含着无数中国学者的向往。在中西文学交流的话语中，学者一方面要有深切的关怀意识，同时又要理性地认识到种种现实受制因素。在另一篇访谈中，您也提到理想一词。我很感动您对学术的理想与激情，感动于您心存理想，而后埋头做实事，促进中西文学与文化交流的人生态度。

蔡宗齐：是的，我喜欢谈梦想，或者理想。理想主义是事业和人生的基础，一切从梦想开始，没有梦想，人怎么能够超越平俗的现实，实现自己的愿望呢。我常常对我女儿讲，一个人要有理想，但接下来，就需要为理想大量投入，甚至做出一定的牺牲，才能慢慢让理想变成现实。不然就是空想。我相信，促进中外学术深度交流，开天下学问一家的新风，也是所有中国学者的梦。有了追梦的激情、勇气和执着，那么我们就有可能有希望共同努力，让梦成真。我与袁先生合作，学到许多东西，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他对学术事业永无止境的追求。有他老人家的榜样在前，我自己绝对不敢叫苦，只能凭着“小车不倒只管推”的精神，为实现天下学问一家之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特约记者 何敏

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