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对本雅明的研究出现不少，有人或许认为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了，其实不然。“ 可以说对本杰明（本雅明）的 误解伴随着理解”（刘宓庆 447），这种误解至今依然存在。大多数讨论集中在对翻译策略与方法的讨论，由此得出本雅明是主张直译或是异化策略的观点，有的甚至把本雅明的理论视为评判译文优劣的依据，而真正涉及翻译本质和译者任务的讨论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展。现有研究表明很多讨论并不涉及本雅明文章的主要用意和精神，只停留在术语介绍，或功利性的效果评价，而缺乏对其历史哲学思想的深刻理解。以下从几个方面分析本雅明对翻译的见解，并结合文学翻译的具体实例探讨本雅明理论的超越性及其带来的启示。

　　一、翻译本质的超越性

　　鉴于本雅明的影响力多是建立在其英译基础上的，因此，本文主要依据哈利·左恩（Harry Zohn）的英译 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Benjamin 71-82）。本雅明的理论表达方式颇具神学色彩，显得晦涩难懂，但却为译者和翻译研究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参考。他的翻译思想深受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影响，是属于 “‘ 翻译超越论 ’ 的，他的表现法对策论是一个三维结构：人 —— 历史（文本）—— 哲学 ”（刘宓庆 407）。该思想奠定了《译者的任务》的哲学理论基础。该文开宗明义，认为翻译不是为读者而设， 正如各种艺术形式不是为接受者而作一样。他把翻译等同于音乐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 认为一件艺术作品 “ 只需通过静观即可理解 ”（同上 409），这种思考表明本雅明认为翻译具有独立性，也即刘宓庆所说的超越性。

　　因此，翻译的功能不在于传递原文信息或内容，却在于探索语言的可能性，其最终目的是达成两种语言之间的和谐互补（harmony），它追求的是 “ 纯语言 ”（pure lan- guage）（Benjamin 75），这恐怕是本雅明最难理解，也是最核心的概念了。然而，纯语言的概念并非超然世外，而是以一种特殊的相对神秘的风格揭示了翻译的本质、目的及功能等。

　　《译者的任务》是一篇结构非常严谨的文章，作者旁征博引，从头到尾反复不断地从不同角度来说明几个核心问题及概念，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 纯语言 ”。本雅明认为翻译的功能和其他艺术作品一样，不是为了读者，不为传递信息，如果翻译以传播信息为目的，那它传播的只是非本质的东西，他指出，翻译的终极目的在于表现不同语言间的互补关系（Translation thus ultimately serves the purpose of expressing the central recipro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s.）（同上 74）。他运用德国浪漫主义关于 “ 生命 ” 的主张，描述原文、译文及其相互关系，生命即是一种存在、一种方式或样态， 本雅明的英文译者在不同版本中采用的两个单词 mode（样式）和 form（方式）意思基本相同，都表达一种存在方式。在他看来，翻译是 “ 一种形式连续体，其有无限的完成过程、延续过程 ”（刘宓庆 416），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联是 “ 生命的关联 ”（袁伟 52），原作的生命之花在译作中得到最繁盛的开放（The life of the originals attains in them to its ever-renewed latest and most abundant flowering.）（Benjamin 73）。他指出原文与译文存在一种 “ 亲缘关系 ”(the kinship of languages) （同上 74），这种关系只有通过翻译才能发现。而译作如何展示与原作的亲缘关系，却不是依靠与原文的相似，如果译作的目的是挣扎着向原文看齐的话，那就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译作，也就是没有任何翻译的可能（… it can be demonstrated that no translation would be possible if in its ulti- mate essence it strove for likeness to the original.）（同上）。他的观点并不是 “ 玄学 ”， 也不是 “ 乌托邦 ”，而是抓住了翻译的真蒂，对翻译具有永恒的指导意义。译者只有抓住作品的永恒并于语言的不断更新中，更忠实地靠近“ 纯语言 ”，让原文与译文得到和谐统一，也就无限地接近了忠实。该思想看似矛盾，其实是对翻译本质特征有深刻认识的一种历史哲学观，与现实翻译中的情况也十分吻合。

　　根据本雅明的观点，翻译蕴含的终极本质就是寻求语言之间的互补与融合，就是追求 “ 纯语言 ”，他的所谓 “ 纯语言 ” 也就是 “ 升华的语言、超越的语言 ”（刘宓庆 425），实际上正是超越论的一种表现，是一种 “ 追寻语言源头的工作 ”（胡功泽 191）。显然这种工作不是一次性能够完成的，需要不同时期不同的译者共同努力，这恰好印证了不同时期文学作品有大量重译本存在的现象。文学名作只有无限挖掘其原文内涵，不断进行翻译，才能无限地接近原文。现实中的文学翻译很多属于名作重译， 正是基于旧译，汲取旧译的长处，然后加上译者本人的解读与表达，带给读者全新的感受。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多数文学作品的重译实现了本雅明的哲学观及追求纯语言的目标。

　　文学翻译的实际操作当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语言的差异问题，如何让差异巨大甚至相互排斥的两种语言和谐共处，是每位译者面临的最大难题，无论有意还是无意轻视理论的作用，任何一个译者都不会没有自己的翻译策略，也不会没有自己的立场或定位。译者的经历、学识、性格、审美等都会无形中影响翻译中的抉择。如果带着为读者着想的目的，某些看似晦涩难解的翻译就会被指责为怪译。例如：

　　“a man of more fashion than fortune” 被王科一译为“穷措大”，

　　有人认为 “ 穷措大 ” 用词怪异，带有方言味道，读者在理解上有些困难。而孙致礼译成 “ 家财不足、派头有余。” 则被认为 “ 最成功地传达了原文的神韵 ”（徐宝华50），孙译用对仗的四字格 “ 家财不足、派头有余 ” 将原文压头韵的形式 fashion than fortune 表现出来，发挥了中文的优势。其实 “ 穷措大 ” 并不生僻，从字面上基本能猜出大意，是指穷困却表面挺装的人，《现代汉语词典》（第 5 版）里也能够查到类似意思。此处，不同的两种表达方式，包括其他译本的其他方式，指向同一原文对象，共同形成对原文意图的互补，这些互补的解释同时指向本雅明所谓的“ 纯语言 ”。至于读者是否能够理解，则在其次。正如沃洛希诺夫（V. N. Volosinov）所言，“ 理解的任务基本上不是要识别出所使用的形式，而是要在一个特定具体的语境下理解它的 ”，对于不同时代的理解者，原文形式更是 “ 可变的、可塑的符号，而不是一个固定的、具有同一性的信号 ”（沃洛希诺夫 59）。从这个意义上看，任何翻译文本都是暂时的，没有一个永恒的译文，因为语言是不断变化的，应该允许有不同译本的存在，而时代也不断呼唤新的译本产生。以此方式来看待不同形式的译文，就会有新的思考方向和收获。

　　二、译者任务的超越性

　　既然翻译的目的不在于传递信息，不为读者着想，也不追求与原文的相似，那么， 译者能做什么？如果希望本雅明的理论为翻译实践服务，或者为翻译批评提供具体方法和评判标准，那只能是徒劳的期待。本雅明所谓的译者的任务其实 “ 往往是与哲学家的任务相提并论的，具有 ‘ 深刻的哲学的、伦理的和神秘的意味 ’”，“ 当他把翻译定位在文学与哲学之间时，他实际上已给翻译赋予了某种本体的地位。翻译由此超越技术层面，已然成为一个语言哲学的问题 ”（袁伟 57），因此，翻译在本雅明眼里绝不是一个语言转换或技术层面的问题。

　　在本雅明看来，一部作品的可译性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否有合适的译者；其二原作是否呼唤译作（The question of whether a work is translatable has a dual meaning. Either: Will an adequate translator ever be found among the totality of its readers? Or, more pertinently, Does its nature lend itself to translation…）（Benjamin 72）。前者是偶然的，而后者是必然；换言之，任何作品必定都是要被翻译的，即使暂时没有合适的译者出现。原文是自发的、原生的，而译文则是派生的、终极的，译者的任务就是在目标语言创造出原文的回声（The task of the translator consists in finding that intended effect [intention] upon the language into which he is translating which produces in it the echo of the original）（同上 77）。这里的寻找回声就是寻找 “ 纯语言 ”。

　　所谓 “ 纯语言 ”，就是蕴含在翻译中的可能性，是一种高于实际操作层面的哲学理念和追求，反映了翻译的本质及历史状态。为实现语言的和谐相容，即为了达到纯语言的目标，译者就必须在忠实的基础上积极地运用其自由权利来扩大语言的疆界，丰富本民族语言的表达，在这方面，他既可以大胆地借鉴外来语言中的精华，也可以发挥母语的优势。这也许就是翻译中的辩证法，也是对翻译自由和译者主体性的另类诠释。

　　许多文学翻译者力求保存原作的异国情调，即主张异化，但也不排除在一定程度上发挥汉语的优势，如果将所谓的异化一以贯之，运用到整个译作当中，无疑会破坏原文与译文的亲缘关系。

　　批评者指责译者常犯的错误，是机械的字对字的直译。本雅明理解的译者任务是一种 “ 连续转换，不是抽象的一致和类似 ”（刘宓庆 417），只要忠实于寻找纯语言的目标，具体如何表达则是译者的自由。原作不存在永恒的意义，作品的永恒就是译者理解的作品魅力，以及通过不断重译而展现出的新意。再看下面的例子：

　　On the morning of a fine June day, my first bonny little nursling, and the last of the ancient Earnshaw stock, was born. (E. Bronte: Wuthering Heights)

　　译文一：6 月份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厄恩肖这个古老世家的最后一代继承人出生了，这是第一个我亲自喂养的孩子。

　　译文二：六月份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我要抚养的第一个小宝宝，也是古老的厄恩肖家族的最后一根苗，出世了。（孙致礼 51）

　　两个译文一个保留原文结构，而另一个改变了原文结构。两种译文对原文的理解都没问题，只是译者表达方式存在差异，如果说译文一破坏了原文制造的悬念；译文二刻意保留原文的结构，用了四个分句，读来也有断裂感，实际上牺牲了流畅。其实两种译文都是可以接受的。又如，

　　She could not desert Tara; she belonged to the red acres far more than they could ever belong to her. (M. Mitchell: Gone with the Wind)

　　译文一：她不会放弃塔拉；她属于这些红土地，远比它们属于她更加真实。

　　译文二：她不能放弃塔拉；这块土地是属于她的，而她更是永远属于这块土地。（同上 39）

　　译文一明显忠实于原文的结构顺序，虽然 “ 她属于这些红土地，远比它们属于她更加真实” 读来略显生硬，但也无可厚非。按本雅明的观点，译者根本不必替读者着想，更何况此句也没有到让人费解的地步，“ 远比……更加真实 ” 不失为一种新颖的汉语表达，也可以看作汉语使用的一种超越。的确，从传递信息和再现原文角度看，有时的确需要做出一定的补偿或变通，如译文二那样，但无论哪种方式，都不是翻译的终极目的。

　　总之，在本雅明那里，根本无法也无需找到普通翻译研究所期待的译者应采取的策略或方法，译者的任务只有一个：寻找与原文的互补和融合，最终达到纯语言境界。

　　三、翻译策略的超越性

　　学界比较热衷于讨论翻译策略，喜欢将译者按归化异化或直译意译的方法进行归纳，这其中也包含对本雅明的误解。翻译不是一种单语行为，而是典型的双语行为， 然而这个显而易见且对翻译过程研究尤其重要的问题，却经常被忽视。翻译如果被简单地理解为“ 从一种语境中搬运东西到另一种语境中”，或者“ 翻译是独立存在的文本”， 则容易强调翻译的现实目标，而忽视其中隐含的“ 双语性 ”，即本雅明指出的语言之间的 “ 亲缘关系 ”，如果强行把译者的策略取向分为归化或异化，亦是强调本雅明所说的单以“ 传递信息” 和“ 人际交流” 为目标的翻译，这恰恰是 “ 非本质的东西 ”（something inessential）（Benjamin 71），不是翻译的终极追求，亦与本雅明追求纯语言的精神相悖。

　　那么，本雅明对于译者所采取的策略或方法究竟说了什么？按照他的观点，是否可以得出采取异化策略的结论？或者说，直译就是最佳选择？很遗憾，答案全都是否定的。他并没有对具体的翻译策略或方法提出明确见解，所有讨论都是为了阐明他自己的翻译历史观和哲学观。关于忠实，本雅明在文中指出 “ 忠实于原文的字词绝不能完整表达出原文的意义 ”（Fidelity in the translation of individual words can almost never fully reproduce the meaning they have in the original.）（同上 79）

　　在《译者的任务》末尾他引用潘维茨（Rudolf Pannwitz）的话指出，译者的基本错误在于保持了本国语言的一种偶然的状态，而不是让自己的语言受到外语的强烈影响，很多翻译（包括最好的翻译）都存在这种错误倾向：过分敬重母语，总想让原文向自己靠拢。他认为，翻译不是发挥译文的 “ 优势 ”，而是发掘译文的韧性和潜力 “ 从而扩大和深化自己的语言 ”（expand and deepen his language by means of the foreign lan- guage）（同上 81），因此，译者应尽量包容原文的表意方式，因为形式并不只是内容的外衣、信息的载体，在多数情况下形式就是内容，就是意味；一味强调意义而忽略形式， 反而会使原文受损失。例如：

　　Wine was thicker than blood to the Mondavi brothers, who feuded bitterly over con- trol of the family business, Charles Krug Winery.

　　译文一：查尔斯·库勒格酿酒厂使蒙特维兄弟忘了手足情谊，他们为争夺这份家业而结怨成仇。

　　译文二：对于蒙特维兄弟来说，酒浓于血，他们为了争夺查尔斯·库勒格酿酒厂这份家业，而斗得不可开交。（孙致礼 50）

　　译文二保留原文的形式，将 wine is thicker than blood 译成了 “ 酒浓于血 ”，读者乍看可能觉得陌生。但稍作思考，便发现可以理解：兄弟之间生意重过亲情，“ 酒浓于血” 甚至有点耳目一新，耐人寻味的感觉。如果译者固守本国语言，而不是主动接受外来语言的影响，将该短语译成 “ 血浓于水 ”，则失去了引进新的表达方式的机会，也就谈不上什么文化交流了。从这个意义上看，译文一“ 手足情谊” 的汉语表达，只是一种形式， 不能因其地道而排斥任何新的表达。

　　我们往往以为直译很忠实，本雅明指出，直译绝不能反映原文的全部，直译的合理性虽然明显，但合法性却很含糊，他并非不要“ 忠实”，他要的是比传达意义更高的“ 真实 ”，他要寻求的是语言之间的亲缘性，让原文与译文之间达到和谐统一，也就无限接近了忠实。本雅明强调要让 “ 陌生性 ” 进入自己的译文，读起来不像译文并不是对译文的最高恭维（Therefore, it is not the highest praise of a translation to say that it reads as if it had originally been written in that language.）（Benjamin 79）。当翻译一种与我们的母语相去甚远的语言时，必须回到语言最基本的因素中，力求深入到作品、意象和音调的聚汇点，必须通过外国语言来拓展和深化本国语言。历史上无数翻译家的所作所为也证明了这一点。请看下例：

　　The little hills, wooded to their summit, with a line of fir trees along the crest, a firm silhouette against the sky, the little hills rise behind one another, and the varying level of the mist, forming a pattern, gives the composition a completeness which yet allows the imagination ample scope. （W. Somerset Maugham: Dawn）

　　译文一：重峦叠嶂，绿树环绕，顶部的一排杉树轮廓分明，与天相接。云腾雾涌，变幻万千，既是点睛之笔，又给人以想象的留白。（胡德香 58）

　　译文二：这小小的丘陵，树木一直长上山顶，沿着山脊的一排松树成了一条清晰的轮廓与天相接。重峦叠嶂，直插天际，云腾雾涌变幻莫测，形成一种完美的图案， 容许想象有着丰富的意境。（陈寿庚 63）

　　原文是一个描写山丘景色的复杂长句，两译文都转换成了汉语的两个短句，都尽量保留了原文的形式或结构，但两者的区别仍然十分明显。译文二除了对 fir trees 理解有误，“ 重峦叠嶂，直插天际 ” 的顺序放到第二句，稍欠连贯和顺畅；译文一则由山峦和树林的描写，过度到云雾的描写，非常自然，而且采用了 “ 留白 ” 这种中国绘画特有的技术手法和想象，加上四字格 “ 变幻万千 ”、“ 点睛之笔 ” 等地道的汉语表达，整句读来流畅自然。译者对原文神韵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把握，并以优美的文笔、诗意的汉语词句反映出来，其美感跃然纸上。

　　该句的两种译文虽然都是直译，基本上表达了原文的意蕴，但有的直译并不能反映原文的全部。此处无意评判两个译文的高下，却能够印证本雅明的理论。本雅明将译文和原文的关系比作“ 切线触碰圆周 ”（tangent touches a circle）的关系，译文只是 “ 在某个无限小的点上轻轻触碰原文的意义，随后就沿着自己的轨迹而去 ”（a translation touches the original lightly and only at the infinitely small point of the sense, thereupon pursuing its own course…）（Benjamin 81），每个译者只能是按自己的理解触碰到原文的细微含义，而正是无数个译者的不同译文，让我们领略到原文的无限意味，而不同的译文构成无数围绕原文的切线，由此不断接近原文的真实，而原文的生命在此不断翻译的过程中得以延续。该论点与大部分人理解的原文与译文是同心圆的关系，是大相径庭的。

　　四、对翻译批评的启示

　　本雅明对文学翻译的认真思考包含在他的奇特隐喻及构思上，这些隐喻寓意深刻， 对翻译批评有着极大启发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植根于本雅明的解构主义翻译理论认为，意义在其创造的那一刻就已经确定，任何翻译的意义都是 “ 延异 ”，而离开了当时当地，也就是经过延异的过程之后，无法再回到原来的情况（胡功泽 195）。运用于翻译批评就是，不能期待对原文有一种唯一确定的解读，脱离一定历史语境的批评都是有失公平的。正如本雅明所言，翻译只是 “ 权宜之计 ”，“ 译作无论多么完美，也无法取代原作的重要性 ”（all translation is only a somewhat provisional way of coming to terms with the foreignness of languages.）（Benjamin 76）。不存在永恒的译作，译者只要在把握整体的基础上，努力表达自己所理解的作者意图，达到与原文的和谐共赢， 就算完成了历史赋予的崇高使命，也即达到了本雅明的纯语言目标。

　　本雅明的翻译超越论并非一般人理解的译作超越原作，他认为译者并不置身于语言森林的中心，而是 “ 站在森林外寻找一个可以制造回音的点 ”（同上 77），这一点与上文所述原文与译文是圆和切线的关系相吻合。译者不一定专注于语言，可以专注于不同层面，或意义或形式，或其他方面，一切取决于译者的翻译观及其所处的历史环境。译者尚且如此，对翻译的评论更应如此。如果掌握了本雅明翻译思想的精髓， 就会从 “ 独立性 ”“ 纯粹性 ”“ 生命 ” 等哲学层面分析和评价翻译。

　　众多文学翻译家的实践表明，翻译不可能完全做到死忠原文的异化，也不可能完全摈弃效忠目的语的归化，而是归化中有异化，异化中包含归化，是一种相互包容，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境界。就连主张异化的孙致礼也说过，他主张异化，“ 并非说异化是万能的，可以毫无顾忌地择一而从。实际上异化法的运用是有一定限度的 ”（孙致礼 37）。由此可见，批评界不应当把注意力放在语言上，而应放在思维上。过分注重对翻译归化异化的分别，乃至翻译策略或方法的讨论，都是没有意义的。同样，对译文做所谓整体的评估，如脱离历史文化背景，单纯讨论译文的信息传递、风格笔调， 看其能否被读者接受等尝试，也显得缺乏深度。

　　五、结语

　　综上所述，哲学家本雅明眼中的译者任务绝非简单的语言转换，翻译甚至不是文化层面的问题，而是超越所有操作层面，涉及到意识深处对语言本质、潜能和相互关系的领悟。落实到具体的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中，则不是考查某个译者采取了什么策略， 是否准确再现了原文，译文是否能融入目标语社会等等，这些技术层面的讨论有其存在价值，但终究只是对翻译的浅层次研究，需跳出方法与策略讨论的藩篱，抛开技术因素，开展深入的历史及哲学思考，方能对各种翻译现象、译者的任务及各种译本的差异，进行合乎历史哲学和思维发展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