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翻译家，人们很熟悉的是傅雷，但与他同时代的法语翻译家梁宗岱却鲜有人了解。事实上，梁宗岱在欧洲游学七八年，28岁被任命为北大法文系主任兼教授，之后历任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广州外国语学院教授。他在法国的杂志上发表中国古典诗的翻译以及自己创作的法文诗，出入于法国的高级文化沙龙，与瓦莱里、罗曼·罗兰等人交游。他精通英法德等多种语言，翻译的歌德、瓦莱里、里尔克都成为经典，是法国象征主义最早在中国的传播者之一，他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全译被余光中誉为“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最佳翻译”……但由于种种历史原因，他的成就很长一段时间被人们遗忘了。

　　今年，一套收录了梁宗岱一生全部译作的八卷本《梁宗岱译集》出版，其中包括收录了他翻译的歌德、波德莱尔、尼采、里尔克、布莱克等人诗歌的《一切的峰顶》、中英对照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歌德的《浮士德》、收录里尔克、鲁易斯、贺夫曼、泰戈尔等人小说的《交错集》、《蒙田试笔》、里尔克的艺术评论专著《罗丹论》、罗曼·罗兰的《歌德与贝多芬》，以及收入梁宗岱1919年至1931年珍贵资料的《梁宗岱早期著译》。

　　日前，著有《梁宗岱：穿越象征主义》的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和教授董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诗人王家新，以及著有《梁宗岱与中国象征主义诗学》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陈太胜，一同参加了《梁宗岱译集》的北京首发，讲述了梁宗岱的“翻译人生”，并由此，正如王家新所说，“扩散我们对诗歌翻译的认识，或者改变我们过去一些观念，最起码加强我们对翻译的意义的认知。”

　　这样的翻译让莎士比亚增光

　　1980年代，卞之琳曾经说过，在中国介绍法国文学最早影响比较大的是李金发，但是看李金发的翻译觉得很隔，看到梁宗岱发表在1929年《小说月报》上的瓦莱里的《水仙辞》的时候，他第一次对法国文学感到很震撼，他承认自己后来走上诗歌写作的道路受到了梁宗岱的影响。陈太胜讲到，“卞之琳有一个总体的评价，说在1920年代末和1930年代初，由于梁宗岱的译诗，再加上戴望舒的一些努力，为中国的新诗走上这样一个现代化纯正的方向作出很大的贡献。”

　　在诗人王家新看来，梁宗岱不仅是一个外国文学专家，从本质上来说他就是一个诗人，一个打通了中西界限的诗人，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有着文艺复兴式的气象和功力的诗人。“他对诗的体验那种深邃、精微，抵达那一种不可言说的层次，我觉得在中国百年以来都不是特别多的。”中国新诗百年语言的成熟，得益于像梁宗岱这样的诗人翻译家的翻译实践对新诗语言作出的推动。

　　在王家新看来，中国新诗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就是1936年两本译诗集的出版，一本是卞之琳的《西窗集》，另一本就是梁宗岱的《一切的峰顶》。中国的诗歌翻译从五四时期就开始了，1920年代有徐志摩、郭沫若等很多翻译家，但王家新认为，“真正将诗歌翻译提升到一个更专业的水准，使它成为有自身尊严、自身标准、自身追求的这样一种艺术，恐怕要以这两本译诗集的出版为标志。”

　　例如歌德的名诗《一切的峰顶》， 梁宗岱从1931年初译到1936年译诗集正式出版，就这样一首小诗，他反复修改，把前后修改的过程专门写成了一篇文章。第一句诗从“一切的峰顶/无声”，到1936年变成“一切的峰顶/沉静”， “他的调越来越准，到现在可以说他对这首诗定了音，因为只有这样的音调才能传达歌德和德国诗歌那种很肃穆，很沉静的音质。”而里尔克的《严重的时刻》，王家新认为这首诗翻译得完美，其中一句“谁此刻在世界上某处死/无端端在世界上死/眼望着我”，“按照德文和英译字面就是没有道理的，如果一般人没有语言功底就直译了，但是梁宗岱的‘无端端’多好，他从汉译中来，一下子抓住原作精神，让语言的姿态深入到肉体，最后眼望着，他加了一个‘眼’，聚焦更集中了，效果也更强烈，哀婉的力度一下子呈现出来。”

　　梁宗岱另一个重要贡献是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王家新认为，历代学者对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中，卞之琳翻译了70首，有几首译得不错，但梁宗岱不仅是全译，而且也是后来很多译者难以企及的。王家新举了一个例子，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五首的最后两句，梁宗岱的译文是“但提炼过的花/纵和冬天抗衡/只失掉颜色/却永远吐着清芬”,“原文的翻译就是它们的本质还继续甜蜜地活着，而梁宗岱翻译成‘却永远吐着清芬’，这个‘吐’字是汉语特有的东西，还有清芬，太好了，”王家新说，“这样的翻译为莎士比亚增光”。

　　但王家新觉得在梁宗岱身上最为重要的是他为诗歌，为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圣徒般的奉献精神。瓦莱里曾经说，“我认识这个种族的第一个人是梁宗岱先生……他跟我谈诗带着一种热情，一进入这个崇高的话题，就收敛笑容，甚至露出几分狂热。这种罕见的火焰令我喜欢。”梁宗岱身上一直在燃烧着这种东西，在给徐志摩的信中，关于中国的文艺复兴他这样写道：“一个伟大的运动更要经过长期的酝酿，暗涌，才有豁然开朗的一天。我们要肯定我们底忠诚，只要为艺术女神，为中国文化奉献了，牺牲了最后一滴血。这奉献便是我们底酬报，这牺牲便是我们底光荣。”

　　“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新诗要达到这样的期望，最需要这种精神，当然还有创作翻译的实体，但那种精神最重要。”王家新说。

　　翻译和创作一起构成了语言的光荣

　　作为中国“傅雷翻译出版奖”的评委会主席，董强从梁宗岱身上看到了中国当下翻译的一个难题，他称之为所谓“圣书情结”。“由于梁宗岱一直跟圣殿里的人物打交道，所以他的翻译是一种典型的圣书翻译，他的书都是神圣的书，而我们现在在21世纪遇到的问题是我们几乎很少有圣书还可以翻译。”董强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翻译家的地位建立在圣书时代，他们带来了西方最伟大的东西，傅雷带来了巴尔扎克，梁宗岱带来了《浮士德》，带来了莎士比亚著名的作品，而现在的翻译地位之所以这么低，因为他们不再是一个神圣东西的代言人了。

　　在后现代的全球化的社会，文化在混合，但语言其实变成了更大的问题，问题体现在它的世俗化。社交网络、美国大选，这些也需要翻译，但如果天天翻译这些，能够看做是翻译家吗？董强认为，在新的社会里，表面上的圣书时代已经过去了，如果不重新思考翻译这个行为和翻译家的地位，翻译家可能变成一个简单的机械工作。但翻译行为依然可以是非常高级、非常重要的行为。“梁宗岱的一生跌宕起伏，但翻译在他的人生中一直起到核心的作用，他一直能够保持一种极其敏锐的东西，一直给中国的创作界带来很多精神食粮，不管是在什么时代都有一些超前性。”董强从梁宗岱身上看到了翻译的意义。

　　王家新也同样感慨于当今翻译在中国地位的低下，他认为其中一个原因是无形中的“原作中心论”：翻译好了归功原作，翻译不好马上就是译者的问题，所以翻译有些吃力不讨好。梁宗岱的译文把翻译提升到自身的价值标准，是创作不能替代的一个领域，是独立的一种艺术，梁宗岱的翻译本身就是中国新诗最精华的一部分。“我们中国的观念太旧，认为翻译和创作是两回事，完全把翻译当做一种工具式的理解。庞德翻译的中国古典诗，就收录到了美国现代诗选中，是美国现代诗学开端的一部分，我们现在还没达到这种程度。但实际上梁宗岱、戴望舒、穆旦、冯至，他们的翻译是新诗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之一。他们的翻译和他们的创作一起构成了语言的光荣。”

　　所以对于翻译优劣的标准，从梁宗岱身上也可以得到启示。对于梁宗岱的翻译，总有人认为他的缺陷在于过分的夸张。陈太胜说，就像庞德翻译中文诗一样，庞德根本不懂汉语，但很大程度上他是要在英语的世界里创造一种新诗，在汉语里也一样，翻译是把自己的文化创造放进去。“一些研究者可能还停留在一句话的翻译是对和错，明显的错误确实是不可原谅的，但是在格律上、句式上，特别是用汉语表达出来的顺畅上，译者本人，特别是诗人，他创造性的余地很大，这恰恰凸显了梁宗岱这样的译者的重要性。这种翻译有时不是合适不合适的问题，而是他自身的一种创造性，与写作一样的一种创造性。”

　　“傅雷先生经常说翻译的时候追求神似，”董强说，“八九十年代我们的翻译界、理论界都反对，认为翻译要直译，其实这种神似换一个角度去理解，是希望能够在母语中把作品的精髓再现出来。”梁宗岱之所以是翻译大家，董强认为，是因为他对象征主义的认识，可以看出他有强大的恒定性，包括语言风格的恒定性，他对文学看法的恒定性，以及他的翻译和他创作的恒定性。在他看来，文学也存在着“核心价值”，如果一个译者能够把作品的核心价值翻译过来，这个翻译就是好的。

　　而回到梁宗岱本人，董强认为他的核心价值在于一种强烈的直觉，“他的直觉就建立在他对象征主义独特的看法上，对象征以及象征所涵盖的所有东西的独特理解，这种独特理解能够穿越他所掌握的所有外文，然后贯穿到他个人对诗的理解，以及他个人的创作，这就是梁宗岱的核心价值。”